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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國際環境
發布日期:2013-12-31 10:13:45   打印

  【論文摘要】全球金融危機、新國際分工和多邊國際貿易秩序及其相互影響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外部沖擊,這種沖擊隨著后危機時代的到來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烈。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面臨難得的國際環境機遇。如能抓住機遇,順勢而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會有事半功倍之效。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己經成為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性主題。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科學分析和正確判斷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國際環境呢?這是一個關系到我國能否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課題。
  一、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發展方式產生了根本性沖擊
    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從根本上說是對全球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因此,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性主題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中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外部壓力,但也存在將外部壓力轉變為動力的巨大機遇。
    全球金融危機根源于各國經濟發展長期失衡所加劇的全球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了各國經濟發展失衡所帶來的全球經濟失衡,其實質是經濟發展方式的本身的缺陷和不適應性。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從根本上說就是對全球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因此,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是各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將是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性主題。
    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全球性主題下,中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外部壓力,但也存在將外部壓力轉變為動力的巨大機遇。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的救援政策作用下,世界經濟己經顯露出復蘇跡象。但經濟復蘇將是一個緩慢和長期的過程,甚至還有再次滑落的可能,歐債危機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由于中國出口高度依賴于美國和歐盟市場,這些地區的經濟萎靡和起伏動蕩必然會影響到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加之2010年7月份中國重啟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引發人民幣匯率再次走高,進而削弱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在世界經濟的復蘇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需求環境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從發展趨勢看,國際金融危機可能會改變全球化進程的軌跡,進一步轉向本地化和區域化的曲線路徑。此次危機表明,經濟全球化一方面增強了各國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卻使世界經濟聯合體處于一種嚴重的無政府狀態。理論上,全球化有利于將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擴散到更廣范圍,極大地增進全球經濟福利,使各參與者從開放中受益。但在實踐中全球治理結構的缺失導致一些政府對內講公平正義的法治,對外講以鄰為壑的機會主義,從而增加了全球經濟失衡甚至爆發經濟危機的概率。有鑒于此,世界經濟有可能出現一種“去全球化”的趨勢,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或許選擇曲線式的全球化發展道路,強調排他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對內開放。
  二、新國際分工體系正在進行新的結構調整和布局安排
    以產品內國際分工為主要特征的新國際分工體系既強化了中國對全球生產網絡的依附性,又凸顯了中國在新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價值鏈地位的長期低水平徘徊。全球生產網絡的“融入陷阱”和國際價值鏈的“提升陷阱”表明,要從根本上提升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乃當務之急。
    20世紀后半葉,國際生產中出現了“生產過程分散化”的現象并得到快速發展,其特征是一種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連續工序,這些工序分散在不同國家進行專業化生產,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國際分工模式,Arndt (1997)稱之為“產品內國際分工”。在這一國際分工格局下,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國與國之間既是一種新的經濟共同體,又呈現一種新的依附關系。一方面,一種產品在多國之間的合作下才能生產出來;另一方面,參與分工的國家以別國的參與而獲得更加有效的生產要素。這種新型生產組織模式增強了參與各方的相互依附性,深化了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迅速融入新國際分工體系,但國內企業在新分工體系中仍處于“微笑曲線”谷底,產品內國際分工使得國內企業被全球生產網絡“鎖定”,面臨全球生產網絡的“融入陷阱”和國際價值鏈的“提升陷阱”,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面臨根本性挑戰。

    從發展趨勢看,產品內分工將成為國際經濟關系重組的主導力量,世界各國的分工利得更多地取決于知識技術要素。與以往的分工模式相比,產品內分工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國要素的比較優勢,實現生產和運營成本的最小化,因而成為當代跨國公司配置資源和組織生產的首選模式,并且隨著科技水平、網絡通訊、生產管理等條件的不斷改善,產品內分工將成為國際分工的主導模式,國際經濟關系也將因此而發生深刻變化。在此分工模式下,知識技術及其整合能力成為專業化分工領域的決定要素,一國在分工體系中獲取的分工利得,主要取決于該國在知識方面的比較優勢,取決于能否主動構建自己的生產網絡以及加入網絡時“跨越門檻”的能力,而不取決于資本和機器的多少。
    三、國際多邊貿易體制面臨新的嚴峻考驗
    國際多邊貿易體制進入一個政策不穩定的時期,WTO發展面臨多方面的嚴峻考驗。首先是多邊管轄范圍過于拓寬導致不堪重負。WTO的談判議題已從最初的關稅問題擴大到文化偏好、政治經濟制度等國內規則領域,議題內容越來越敏感,談判往往陷入僵局:其次,不斷增多的參與者和關注者對運行機制提出嚴峻考驗。截至2008年7月,WTO的正式成員已達到152個,多邊貿易體制要在協商一致基礎上讓如此之多的成員達成協議,決非輕而易舉之事:最后,區域主義盛行對多邊貿易體制構成巨大威脅。由于規則制訂上的含糊和籠統,多邊貿易體制協調區域經濟合作的作用逐漸喪失,不受多邊貿易體制管理和監督的區域經濟合作反過來干擾和侵蝕了多邊貿易體制的職能。
    從發展趨勢看,區域貿易協定將成為貿易自由化的主要形式,但國際貿易的多邊體制仍不可完全被其所替代。與多邊體制相比,區域貿易協定涉及的國家數量少得多,而且同一區域內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也更小,因而更具靈活性,也更容易達成談判目標,根據WTO現任秘書長拉米的預測,至2010年全球區域貿易協定的數量將達到400個,未來可能出現國際貿易的“新區域主義”趨勢。然而,相對于多邊貿易體制,區域貿易協定仍是次優選擇,只有在多邊層面的自由化遇到阻力時才轉而使用。若干現象表明,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會因為多重貿易協定的談判和實施而損傷其制度能力,并減弱對多邊層面自由化的熱情。盡管許多國家越來越關注于區域性貿易協定,但是從全球角度來看,多邊體制仍不可完全被其所替代。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所處國際環境的總體判斷是:全球金融危機既引發新國際分工體系正在發生新的深刻變化,又使各國同時面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各國的國際分工地位面臨重新洗牌。在后危機時代新國際分工格局擅變的過程中,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是必由之路,也面臨難得國際環境機遇,如能抓住機遇,順勢而為,定將事半功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國際分工體系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面而深刻的使新國際分工體系正在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各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也將面臨重新排位。同時,為應對金融危機的全球性擴散,各國維持自身經濟穩定所采取的舉措雖然加大了全球經濟平衡和調控的難度,但同時在客觀上也為全球經濟實現新的平衡贏得了時間和空間。在后危機時代及新國際分工格局的重構過程中,各國將同時面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難題。所有這些都將使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國際環境變得相對寬松和有利中國如能抓住機遇,順勢而為,將會有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譚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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